在25日召开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与资本市场部副主任何东发表了题目为“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使用”的主题演讲。在他看来，单靠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已有的国际货币使用格局。

据何东介绍，央行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一种数字形式法定货币，在体现了数字技术的最新发展和成本降低优势的同时有可能改变目前以分布在全球各地、各时区的代理行和清算行关系为基础的跨境支付格局。

从概念上说，他认为，使用央行数字货币开展跨国交易的优势非常明显。不过，有鉴于很难量化央行数字货币的成本优势，从而进行净收益分析。例如，对网络安全和为操作风险最小化而进行的投入，可能会带来不确定的、较高的额外成本。

实际上，何东告诉记者，央行数字货币不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提升获取便利性，其具有的可编程性，还可通过使用智能合约进行编程，有助于降低外汇交易成本，并可通过更大规模的资产通证化来降低证券发行和交易成本

这些特性，在何东看来，都会推动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使用。“实际上，如果央行数字货币容易获取且使用方便，那么便可成为有吸引力的周转或媒介货币”。

考虑到央行数字货币的接受和使用程度主要取决于其设计特性。便捷、低成本、安全、有弹性、停机零容忍以及能够离线使用等，都是央行数字货币应具备的理想特性。与此同时，监管和执法部门需要实施反洗钱和反恐怖融资，也需要实施一定程度的匿名和隐私保护措施。

加之，央行数字货币的国际使用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影响取决于其接受和使用的方式与程度。与传统渠道的货币替代或“美元化”相比，如果外国发行的数字货币在他国被允许直接使用，因为更便利、更容易获取，发生货币替代的速度可能更快、规模更大。如果使用国的经济周期与发行国的经济周期不同步，该国利用货币政策应对冲击的能力将受限，并带来显著的宏观经济影响。

另外，央行数字货币的跨境使用也可能会影响发行国货币政策的实施。譬如，如果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外部需求引起大量资本流动，而本国金融市场又缺乏深度和广度，货币政策实施就会更复杂。发行央行需要考虑央行数字货币跨境使用所带来的回溢（spillback）效应是否符合其国内政策目标，以及为他国担当最后贷款人是否符合其国家利益。

至于金融稳定方面，何东认为，相对于局部“美元化”的经济体所通常面临的货币替代而言，外国数字货币直接使用而引发的货币替代可能会加剧货币错配风险。在危机时期，使用他国数字货币也可能加剧国内银行的挤兑风险，这是因为：如果向数字钱包转账比向境外银行账户转账更快、更方便，那么银行面临的储户挤兑风险会上升。

总体而言，何东认为，数字货币的宏观金融影响将取决于接受和使用的程度和方式。从量变到质变的角度而言，央行数字货币不会从质上改变推动货币国际使用的基本经济力量，但从量上可以增强货币替代和货币国际化背后的动因。

换句话说，有很多决定国际货币地位的基础因素，如货币和金融政策的公信力、金融市场的广度和深度、决策机制的透明度等。央行数字货币只是其中之一。单靠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已有的国际货币使用格局。

因此，各国面临的主要政策挑战是:在实现更高效的跨境支付结算的收益的同时，需要思考如何维护货币和金融稳定。而要应对这些挑战，需要各国央行密切合作以及国际社会的支持。

要在实现收益、减少风险和降低溢出效应之间保持良好的平衡，办法之一是通过建立货币桥等方式，来促进不同央行数字货币的互通性。互通性非常重要，它可以推动各类数字货币共存和互补，推进能实现自动化交易的外汇市场的发展。为了实现互通性，对央行数字货币新的功能和特性，需要制定相关标准，并需要各央行的紧密合作。

责任编辑：李国雷

来源：《期货日报》